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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公務員考試申論歷年題庫:2014年廣東公務員考試申論真題

2019-01-29

2019年公務員考試備考在即,很多備考生都在找尋歷年公務員考試申論題。為此,本欄目小編特意找到2014年廣東公務員考試申論真題,希望可以幫助到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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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

給定材料

材料1:

“農民工希望的未來”

有些人打牌輸的連飯都吃不起

據調查,20-30%的農民工都感到極為寂寞,低收入和文化不高限制了他們,賭錢、喝酒等成為尋求刺激,排遣寂寞的方式。農民工的精神生活,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我們希望的未來

我們這兒有人還沒有合同,心里總不踏實,保險什么的也比不上城里人。

我們都尋思,老家學校還是不行,孩子要能來城里的學校就好了。可戶口太難弄,孩子上學很麻煩。

30%以上面臨無合同用工、拖欠工資等問題;《中國經濟報告》調查26.2的農民工沒有任何社保;44.5%農民工期望提高老家學校教學質量;41.6%農民工期望子女能在務工地公辦學校上學。

材料2: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響,我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緩慢,呈現出農民工非農化與市民化的“不同步性”、成本的“高價化”、結果的“半市民化”等現實特征。

農民工非農化與市民化在絕大多發達國是同步的、合一的、徹底的。例如,英國選擇了以“圈地運動”為代表的、以暴力為核心內容的強制性轉移模式;美國選擇了以自由遷移為特征的非農化轉移模式;日本的“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的非農化模式,使其比較直接和快速地完成了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市民化的過程。但是,由于中國特有的二元體制和制度,在漸進改革模式下的城鄉人口轉移呈現出特有的中國路徑——農村人口的城鎮化過程被分割為兩個子過程:第一階段從農民到城市農民工的過程;第二階段從城市農民工到產業工人和市民的職業和身份變化過程。目前,第一階段已經取得重大進展,農民進城的人數逐年迅速增加。但是,第二階段即農民工轉化為市民的進程,卻舉步維艱。

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的“高價化”首先表現在城鎮化的公共成本高上。據分析,城市每進入一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的社會總成本為2.5萬元/人(按2000年不變價格)。其次,農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表現為個人支付的高成本。具體來說,其一,進入城市搜尋工作的成本高;其二,生活成本、教育培訓費用,以及為規避風險而為自己或家人購買保險所支付的人均保障費用等也相當高昂;其三,居住的成本高,租住尚且不易,購房更是難于登天。

從農民式市民化結果的“半市民化”來看,農民工一直被當作純粹的就業者和勞動者,被局限在次級的勞動力市場,大多從事臟、累、苦、險、差等行業,有限地參與城市的勞動分工,并沒有與城市社會、制度和文化系統實行有效的銜接,真正融入城市社會的狀態。在身份上,難以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在就業、戶籍、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同等的待遇。在權力保障上,不能與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時、同工同權”。在城市社會生活層面,他們不能進入城市主流社會,只能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地帶,與城市居民之間形成明顯的隔離,處于“生存孤島”之中,且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農民工往往選擇單獨外出,造成一方面是夫妻分居,另一方面是老者、兒童留守的農村家庭分離。在社會心理層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所接納和認可,導致他們對城市社會產生復雜的情結,逐漸轉向對內群體的認同,尋找內群體的情感和社會支持。

材料3:

材料4:

某社會學研究人員調查研究了到揚州從事拖磚工作的農民工群體。以下材料分別是該研究者的部分訪談記錄和他所整理的反映這一群體社會網絡構成的數據表格,在不少方面生動反映了這一群體的典型生存狀態。

◆訪談記錄

拖磚人高師傅,路邊(指訪談地點,下同):洼子街那邊是老鄉在揚州城里面最早的一個點,已經形成了一個大家約定俗成的磚頭市場,現在還有人在那邊。我一開始剛到揚州的時候是住在竹西路的漁業新村的,后來這個地方拆遷了,我們先是搬到馬路對面的缸套廠旁邊的一個村子里面,后來又搬到了太平北路,再后來才到現在的瓦窯這個地方。我們也想繼續租住在竹西路附近,剛開始到揚州的時候就住在這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市場氛圍,附近的老板缺磚頭了都往這路口來。生活上竹西路這邊也方便,有菜場超市,現在搬到瓦窯那邊了什么都沒有,修車也沒有以前方便。

某城中村楊書記,村支部:你說到的他們的住所經常被驅趕的事情,這個情況太普遍了。中國的城市建設都是攤大餅,在揚州,你以文昌樓為中心畫一個圈,這些外來人口的住所就是一圈一圈地往外灘,不斷地外遷。跟你舉個例子,我們家也是拆遷戶,原來就是住在現在的月明苑那個地方。拆遷之前我把家里的房子租給高郵來揚州做小生意的一戶人家,民房那邊也拆了以后,他們就不租了,到了搬到平山那邊去了,那邊房租更便宜。你調查的拖磚頭的這些人本身就是做拆遷這方面的,所以跟隨著市場走,這個無可厚非。

拖磚人隨師傅,家中:吃上面我們從來不虧待自己,但在揚州也不亂用。出來就是掙錢回家的,在揚州今天做得不順心我明天就可以走了,沒什么念想,也沒人管。家里面怎么說也還有一畝三分地呢,餓不死。在這可不一樣,掙不著錢就沒得活了。在揚州有點錢逢幾個月我就在附近的郵政儲蓄匯給家里面,兒子女兒都在家里面,老人帶著,要用錢。兒子上完初中,要是念不下去娶媳婦兒也要用錢。

拖磚人徐師傅,修車場:雖說每年呆在家里的時間不長,大頭的錢我基本都是在家花的,回去過年,哪年都得用好些個錢。就拿今年過年說吧,兒子準備今年春天的時候結婚,家里面去年底也剛剛裝修了一個,過年給他簡單配了電視冰箱什么的就花了兩三萬,一年辛苦掙的錢基本都用完了。

某城中村殷主任,村委會:關于他們在揚州給當地帶來的影響,主要還是在交通這一塊,因為他們大多是農用車。農用車的年審都是在農資部門,按道理城市道路他們是不能使用的,他們行走的路徑只能是北繞城以北的農村地域。所以交警是要查扣他們,因為單純地通過電子眼的話,他們的號牌不聯網,也抓不住他們。

拖磚人王師傅,拖磚市場:揚州的交警很孬種,很壞,他們叫我們侉子(注:侉子指口音跟本地語音不同的人,含輕蔑意),我們這種外地牌照的農用車,也會受到歧視。車子放在了路牙邊沒停進去,也要被拖走。一被逮住,少則八九百,多的要兩千多,要忙好幾個星期才能弄回來。你還不能說拖走就不要了,畢竟這是吃飯的家伙。去年我們一個老鄉就是一個月里面連續被罰了好幾次,氣得回去了。我們在城市里面掙點錢不容易,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少罰點款。

拖磚人羅師傅,家中:我去年換了個新車,在揚州上的新牌照。為了這個駕照,在老家學了三四個月都沒出來。過去我們大多數老鄉用的農用小三卡額定只能拉500公斤的貨物,也只能在城區劃定的禁區外轉悠,抓住違停或者超載的話一罰就是2000塊。換了卡車辦了本地牌照,交警雖然也知道還是我們這幫人,但是本地的牌照只要按照汽車的規范行駛,交警最起碼不會找麻煩。現在的這個車一次能拉3000塊磚頭不成問題,也不用像過去那樣躲躲藏藏。另外,除了拖磚,也能做一些其他的貨運。

拖磚人劉師傅,家中:我現在的生意,基本都是靠電話聯系。很多老鄉沒生意的時候都拉著磚頭在場子上等老板,我很少去。我這人比較懶,有時候晚上去拖建筑垃圾累了,白天就多玩玩,站在那里等也很少有生意,掙不了幾個錢。這么多老鄉,在揚州做的好不好,全看在揚州熟悉的老板多不多。出門在外,就是看朋友多不多。

拖磚人羅師傅,家中:如果我現在手上有60萬,我也不愿意留在揚州。安徽老家有老人、有小孩、有熟悉的環境,鄉里鄉親。自己在揚州,除了一起干活做生意的老鄉和經濟上有往來的老板,其實社會交往上也沒有什么特別要好的朋友。有60萬的錢的話,我更樂意在亳州給兒子買上一套房子,這樣老人小孩都能照應到。根據現在的收入,我想等等自己村里面的規劃宅基地一旦落實,就準備花個20花砌個三間三層的房子,里面不一定要鋪磚,但是外面一定要弄得漂亮些,讓人覺得有華堂的感覺,這樣顯得有面子些。

我兄弟姐妹四個人現在都在揚州。我姐姐和姐夫他們就想留在揚州。他們一個人在超市工作、一個在廠里面的保安,不像我們,他們平時接觸的揚州人相對來說類型多點,想法就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更傾向于積攢一部分的錢,能在揚州買套房子,一家人就在揚州定下來。

拖磚人女兒,家中:當然是在揚州好,揚州有英語學,我特別喜歡學英語,老家小學沒得學。還有在揚州有大超市,老家沒有超市。爸爸媽媽都在揚州,我們在這邊和爸爸媽媽在一起,不要像家里面的很多小朋友一樣留守。現在我在揚州也有好多好朋友,放完學的時候我也會到他們家一起玩。

拖磚人小李,家中:我在家里也呆不住,家里面種地啥的以前也沒做過,現在年輕人呆在家總覺得會被老鄉嘲笑,初中畢業我就出來混了,之前去過北京杭州,也沒賺幾個錢。我小時候老爸老媽就在揚州做這個行當,結婚以后想定下來了,就來揚州接過我爸的這個活兒,來揚州也五年了,未來也沒什么特別的打算。

拖磚人李大姐,修車場:在不在揚州繼續干下去,完全取決于收入,我們現在也就走一步算一步,拆遷量小了,交警罰款管得嚴了,說不定干完這個月我們就走了。去年年底就有好幾個老鄉做不下去就回去了,反正在揚州也沒有拋不下的,頂多損失幾百塊房租,說走就走。在家也挺不錯的,家里的田我說什么也不肯丟掉,愿意就種種,即使不種的話一年零零碎碎的補貼也有小幾千。有自己的田,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保障,誰會把戶口轉到揚州來啊。就是在揚州,每逢收麥子種豆子的時候,我們還是會回去的。

材料5:

道格·桑德斯,專欄作家、加拿大《環球郵報》歐洲局負責人。2007年,桑德斯從歐洲出發,在五大洲數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走訪、調查,記錄了全球范圍內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徙,之后完成了著作《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以下是某日報記者對桑德斯的采訪記錄。

記者:你是如何定義“落腳城市”這個概念的?

桑德斯:我以“落腳城市”稱呼這些鄉村移民在城市中生活的起點,這種稱呼與傳統的學術和官方用詞“移民門戶”或者“原始社區”區分開來。我們習慣于將落腳城市視為由廉價住房、貧困人口構成的區域,是健康都市的不良生物。但實際上那里充滿著向上的活力,作為遷徙過程中的落腳點,那里總是受到忽視,但卻聚集了很多向上的動力。在那里生活的人以這個地方為階梯,希望走到城市中心。

記者: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在“城鎮化”和“移民”問題上所處的階段與歐美國家不同。你居住在倫敦,前幾天也到過北京。你認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落腳城市”的理解上存在著什么差異?

桑德斯:面對外國讀者的時候,我花很長時間去向他們解釋移民問題。他們常常并不了解他們的前輩遷移的背景。他們知道移民這件事情,他們也知道移民會給城市帶來很大的變化,他們理解中的變化大都是文化上的變化,但是并不是經濟上的變化。我現在定居在倫敦,但是我應該算生活在多倫多。在多倫多很多人都是來自非常貧窮的地方。

但我發現,中國人對于這個問題的感知更加敏銳。中國正在經歷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遷徙。西方社會已經完成了大規模的移民,然而書中記錄的這些很多事情都是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

記者:落腳城市遠離都市的核心,但其中的社會生態其實是五臟俱全的。在你的觀察中,落腳城市中的人最為渴盼的是什么?

桑德斯:“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對于他們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很多落腳城市中的人每個月的收入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寄回農村老家,支撐家庭的開銷;第二部分則為孩子的教育而儲蓄;第三部分才是自己的生活開支。可見,他們對于長期在城市中生活和發展是抱著期望的。

我并不贊成很多人住到落腳城市,我也不是說落腳城市不好,一定要吧落腳城市夷為平地。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審慎看待這個問題。從鄉村來到城市的人一般來說是非常有抱負的人,他們也不是當地最窮的人,他們一般有著自己的計劃。他們會面臨失敗,面臨著很多問題。他們希望從底層升到中層,把落腳城市作為梯子。但是在有些落腳城市,這些人就不能跨上更高的社會階層。他們可以在這個地方過上城市的生活,落腳城市是一個好的開始,我們不應該將它們拆掉。

現在很多落腳城市成為危險之地,成為一個不上不下的地方。在巴西圣保羅的一些落腳城市,那里是沒有學校的,也沒有什么基礎措施,政府根本不承認那些地方的存在,以至于那里毒品泛濫,犯罪橫行。政府不來管的話,那里就會形成一種幫會組織,形成黑社會。

記者: 你對“貧民窟”和“鄉愁”的理解與很多人是不同的。你更傾向于從正面的角度去解讀“貧民窟”,而對于“鄉村田園”,你則認為那是一種浪漫的誤讀。你在觀察和寫作的時候,秉承的是什么樣的理論視角。

桑德斯:我參考了兩種視角。一種來自于赫爾南多·德·索托的《另一條道路》,講的是我們要做的只是提供法律基礎,給他們住房,讓市場充分自由。這種觀點在上世紀80年代盛行于世界各國。我認為,數以萬計的資金可以在貧民窟運轉,我們應該做的是給他們自由。這位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種建議,但是并沒有深入論證。

另外一個是計劃經濟。國家要管制經濟,要有周詳的計劃。但是計劃經濟是20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座座公寓大樓,但是沒有給他們發展空間。這樣的話沒有了“活水”的引入。

在兩者之間應該尋求一種平衡點,我們既要保證自由市場的作用,滿足貧民窟對市場的需要。但是也不能讓他們肆意發展,住房問題就可以由政府引導或者解決。在處理落腳城市的問題上,應該將兩者結合起來,應該同時提供“水”和“陽光”。

材料6:

浦東林鳴路、金誼一帶,人口十分密集,周邊巷道曲折狹窄小,混亂擁擠。因通風條件較差,氣味極其難聞。這片城中村規模不小,從墻頭掛出的各種廣告看,這里的“經營”范圍非常廣。

在林鳴路上有不少無證餐飲店。在一家電信店門前,褐色的大鐵桶里生著柴火,油鍋里的油已經開了,老板娘正拿著筷子不斷地攪動著剛入鍋的油墩子。油鍋旁邊桌子上的紅色塑料盆里,浸泡著一圈圈的條狀面粉。老板在一旁將長長的的面條圈在手掌上做成馓子狀,接著放進油鍋中。油鍋里的油已經發黑,濃濃油煙飄向路邊,讓人膩心。老板說,他的點心經常有人大批量購買。累死的小店,在附近比比皆是。

從林鳴路轉彎到了金誼路,凹凸不平的小道不僅路面破損,而且不時有坡度,路的兩邊散布著低矮不一、排列無序的民房、廠房。早在2011年8月,有居民舉報稱此處一廠房內有人生產假冒偽劣調味品,該地下作坊被有關部門取締。時隔近三年,路邊的小作坊依舊非常多,種類也十分豐富,其中以家具店、二手電腦維修、玻璃制品店、廢品收購站為主。這些小作坊一般都“不算太壞”,但是,在城中村內藏匿著各種假冒偽劣產品和地下食品的加工窩點,不論加工還是送貨都很隱蔽,很難被抓到。到了生產旺季,小作坊日夜開工,附近居民不堪其擾。由于這些小作坊根本沒有相應的排污配套設施,生產過后的廢料也是隨地亂扔。

由于這里離中心城區比較近,加上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打工者,但是人多混雜,導致這里的治安并不太好,經常發生盜竊案。“沒有人值守,整個區域都是開放的,偷盜現象時有發生,治安有點混亂。”浦東天花庵村的老租戶譚先生說。城中村內結構復雜,村內道路狹窄混亂,內部小巷卻四通八達,晚上路上連路燈都沒有,更不要談監控探頭了。“一年前,鄰居家的租戶遭盜竊,報了案,如今租戶換了一批又一批,案子還是沒有破。”譚先生說,即使對這里熟門熟路,他依然沒有“安全感”。一些打工者晚上回來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賭博,深夜大聲嚷嚷,有時還會打架斗毆。

前幾年,這些村子的治安情況不太好,引起不少當地居民的反感。“十年前,還有零零散散的傳銷團隊進我們村,他們每天唱歌、拍手、上課,吵得不行,還有人鬧著要跳樓呢。”早就從城中村里搬出來的陳先生回憶道,當時,那些傳銷人員不但花大錢租房,還帶動了周圍食品店和小餐館的生意,所以,當時房東們都很樂意把房子租給他們,哪怕只是短租。

材料7:

曹占洪的房東劉大姐40多歲,本地人。當初蓋這些平房,劉大姐是為拆遷準備的。但這兩年,周邊的一些村子先后拆遷改造了,大白樓一帶也總有風聲,可最后都沒有了消息。

大白樓村幾乎所有的本地居民都靠蓋房子搜租金過日子。而北面一點的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區開始拆遷,使流動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樓房的價格高出村里的幾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老三余、壽寶莊、大白樓一帶的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

等不到拆遷,房源緊俏,租金自然水漲船高。劉大姐這樣的房東,一面盼望政府改造,一面跟隨者“行市”收取租金。而曹占洪這樣的房客,只有無奈,畢竟,以現在的居住條件,用同樣的租金在這座城市是找不到同樣的房子的。

也有人選擇離開,要么去條件更差的地方,要么花更多錢,找個交通方便一些、條件更好一點的房子。因為租金漲價,曹占洪的一些朋友離開了大白樓。

曹占洪隔壁的張大哥收拾東西準備離開,“原本住在這是因為房租很低,盡管每天上下班坐兩個小時的公交車也就勉強忍了,但現在房租漲了,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拆遷,還不如早點搬走。”

來來往往的人很多,曹占洪打工的飯店業受到影響。飯店老板娘是東北人,三年前和丈夫帶著孩子來到這座城市,除去每個月1500多塊錢的房租,一個月小1萬的收入。但最近生意明顯不好做,“熟客搬走的多,新來的住戶還不熟悉。可能要等到冬天能好一點吧”。說起大白樓村未來可能的拆遷改造,老板娘頗為無奈,“沒辦法,再找別的地方唄。”

材料8:

縱觀世界城市發展史,貧民窟是城鎮化進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曾經或者正在面臨貧民窟或者類似貧民窟問題的困擾。

貧民窟之所以存在,農村人口大規模進入城市是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據統計,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農村人口下降了約20—30%。城市的經濟危機會驅動著農村貧民轉移到了城市。相對于迅速而又龐大的農村——城市移民進程,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體系卻無法適應這些信的人口,這就加速了貧民窟的形成甚至擴大。

在中國城市,一方面,更多的進城農民無疑還是住在城中村。另一方面,普遍出現了繁榮的城市與凋敝的農村并存的局面,且城市越大越繁榮,與此相伴隨的是農村社區的衰落,農村出現相對甚至絕對貧困化傾向。假如我們只考慮城中村的戶籍村民,那么能蓋起這些樓房(哪怕是簡易樓房)的人不應算貧民,而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說是富人,那些樓房也可以視為富人的產業。但是如果到其中的租戶——城中村里主要的實際居住者,屬于隨時可以被“不補償不安置”的驅逐的群體,其實際社會地位低于作為城中村房主的當地戶籍“農民”。這些貧民構成的街區很難說不是“貧民窟”。

材料9:

巴西的有著相當數量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式的或者不合法的居民區中,常常占用公共土地。據統計,貧民窟人口約占里約熱內盧全部居民人口的25%。這些貧民窟是一些外來打工者的家園,但是其衛生條件極差,常常遭到自然災害和犯罪的侵擾。著名影片《上帝之城》令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舉世聞名,這里的貧民窟也成為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貧民窟。

歷史上,巴西的多屆政府都曾試圖以強拆的方式清理、甚至消滅貧民窟,但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被城市的管理者強行趕走后,窮人們又會另選他處蓋起新的貧民窟。

由于缺乏治理,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和外界如同兩個世界,有著不同的法律、經濟體系及自成一體的社會準則。許多貧民窟長期被黑幫控制,販毒、兇殺案件司空見慣。

由于長期成為“城市孤島”,在一定程度上,貧民窟里的黑幫扮演著“政府”的角色,他們控制著水、電、天然氣等基礎服務,還宣稱能為居民提供“保護”。警察和軍警每次在貧民窟展開治理行動,則更像是在“他國土地”上與敵人作戰。在暴力解決貧民窟問題的同時,巴西政府也開始嘗試采用柔性的手段。如里約熱內盧市當局發起了一項“和平警隊”的計劃,讓“和平警隊”進駐貧民窟,并計劃到2014年在160個貧民窟建立“和平警隊”。

這些警察的職責一半是傳統警察的工作,一半是社會工作。他們的任務是獲得居民的好感。比如說,警察們會到育兒中心,與兒童打成一片,讓這些兒童在他們腿上爬來爬去,還玩著他們的對講機以及帶有皮套的手槍。一些警官還中斷巡邏任務,教孩子們彈吉他和小提琴,并教他們學英語。

材料10:

上世紀70年代,新加坡市貌是這樣的:臟亂且擺滿小攤販檔的桌椅;晾著洗好衣服的竹竿無序地往窗外伸出;原本僅夠兩個大家庭的房屋擠滿了50個人,而且得共用一個廚房和一間浴室……

不過,這已是不復存在的情景。新加坡在不到40年間通過機構改革和基礎設施的建設,成功消除了這個彈丸小國發展初期相當普通的貧民窟景象。世界銀行在2009年的世界發展年報中稱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貧民窟最成功的返范例。

為了消除貧民窟,新加坡政府推出了“祖屋”計劃,祖屋社區相當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的福利房,位于離市區較遠的地區,大多數為13-14層的電梯房。由于組屋屬于福利房,價格非常低廉。組屋雖然是保障性質的居住區,但是配套設施卻十分完善,有公共汽車轉換站、地鐵站、出租車等待中心等交通配套,其他如商業中心、銀行、學校、圖書館、劇院等一應俱全。

在貧民窟的消失過程中,新加坡政府并沒有使用任何暴力拆遷的手段,因為所有低收入者的理性選擇必然是組屋,就這樣物美價廉的組屋逐漸取代了臟亂差的貧民窟。新加坡政府對建好的組屋,還會經常跟蹤維護。一般5年到10年政府就會出資翻新一下老的組屋,不僅是維護外立面,還會增加一些新的設施。例如老式的樓梯樓里會加裝電梯等等,而且這完全是政府出資的,居民不用負擔一分錢。

正如世界銀行在2009年的世界發展年報中總結的,新加坡的成功“必須歸功于經濟的高速增長,并且自建國以來就有個非常專注的政府。加上他是個城市國家,也大大地促使干預政策有效措施、這也間接提供了一個經驗,即城鎮化的成功需要全政府上下采用協調行動。”

材料11: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

會議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推進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明細加快,取得顯著進展。2012年,城鎮人口達到7.1億,城鎮化率基本達到世界平均水平。

會議認為,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城鎮化,在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先例。城鎮化目標正確、方向對頭,走出一條新路,將有利于釋放內需巨大潛力,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經濟和生態環境也將從中受益。

會議要求,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我國發展必然要遇到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推進城鎮化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確定城鎮化目標必須實事求是、切實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層層加碼、級級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長。推進城鎮化既要積極、又要穩妥、更要扎實,方向要明,步子要穩,措施要實。

會議要求,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提高城鎮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要優化布局,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構建科學合理的城鎮化宏觀布局,把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同發展。要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盡可能減少對自然地干擾和損害,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資源。要傳承文化,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

會議強調,推進城鎮化,要注意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既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在創造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加強社會治理等方面的職能;注意處理好中央和地方關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針、確定城鎮化總體規劃和戰略布局,地方則從實際出發,貫徹落實總體規劃,制定相應規劃,創造性開展建設和管理工作。

會議指出,城鎮化與工業化一道,是現代化的兩大引擎。走中國特色、科學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核心是以人為本,關鍵是提升質量,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城鎮化是長期的歷史進程,要科學有序、積極穩妥地向前推進。新型城鎮化要找準著力點,有序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實施城鎮棚戶區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區城鎮化。要實行差別化的落戶政策,加強中西部地區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引導產業轉移。要加強農民工職業培訓和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在具體工作中,要科學規劃實施,加強相關法規、標準和制度建設。堅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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